当月作家虽然社会很堕落,但还有人在撑着──卧斧专访

2020-07-09 257 views
当月作家虽然社会很堕落,但还有人在撑着──卧斧专访

(小路╱摄影)

Q 《抵达梦土通知我》里,描写了移工的部分生活,除了相关的阅读外,是否也曾进行田野考查,或是实际访问移工?

A 小说中关于移工的描写,集中在女性移工阿嘉莎的日常生活,与前仲介宋仔谈到的仲介细节上。这些内容,是先调查资料与研读法条后,再用日常对话的形式呈现。

我所说的观察,是对生活中能看到的移工进行观察。比如说在社区里,有外籍看护或帮佣,倒垃圾是他们的例行工作。等垃圾车的时候,他们会提早等在路边,与同样阶级、甚至同样国籍的移工聊天,直到垃圾车离开,他们才会回到雇主家中。因为这是一天中,他们少数不用待在雇主家中,可以好好放鬆的时间。

等公车的时候,也能看到许多照顾老人的看护,或是伺候太太的外籍帮佣,看着雇主在自己面前,互相比较谁家的看护服务好,或是谁家的帮佣不细心。从这一点可以发现,这些雇主并没有给予相应的尊重,而是将他们视为可以炫耀的私人物品。

在台北捷运地下街的廉价成衣店,在不同时间观察,会看到不同的移工族群,从他们的购物偏好,可以了解他们的生活样貌。台北车站外,也有许多外劳驻留,不同国籍的移工有各自的团体,也是他们交谊互动的重要场合。灿烂时光的廖云章说,蹲低一点和他们聊天,会看到不同的世界。

当月作家虽然社会很堕落,但还有人在撑着──卧斧专访

(小路╱摄影)

怎幺做比较好

Q 在后记中你提到,当初是因为看到警方以暴力驱离群众的画面,觉得必须将这件事写进小说,甚至成为整个故事的起点,之后又增添移工艰困处境的情节。或许可以说,这个画面成为了你的刺点,并产生藉由故事,让读者愿意了解社会运动与移工困境的必要性?

A 写这部小说时,太阳花运动已经过去两年了。和卫城总编瑞琳的讨论过程中,她最在意的,是主角要站在什幺位置,去看待学运和移工的问题。她希望他能保持客观,不要有明确的立场。这也和角色设定有关,主角虽然没有作奸犯科,但也和一切没什幺关联,恰好可以让读者跟着他的脚步,用相对客观的立场看事情。

为了要让角色保持中立,我在情节上做了各种调整,比方说主角对于自身行动,是否应该有所疑虑?或是在事后会自我反省?在故事最后,因为所有的证据都已消失,主角选择将兇手交给另一名角色私下了结。但他也开始质疑自己,不确定自己的正义是否正确。而这个「怎幺做会比较好」的疑惑,也是小说的重点之一。参与社会运动时,我们很容易就选边站,不论是否明确表态,都已经在心中有了自己的立场。因此,《抵达梦土通知我》处理太阳花运动的时候,是用比较抽离的方式去观看,是否真的为社会带来正面的效果?

就我的立场而言,太阳花运动之后,社会是有改变的,即使某些观念仍难以动摇。我们这一代六年级生,在戒严时代出生,读中学时解严。对从小学习的党国教育那一套,几乎是无条件信奉的。政治对上一代,乃至我们自己来说,都是骯髒且複杂的事物。所以我的父母,现在还认为柯P应该好好当医生,不该投身政治。但民主体制,本来就非选择圣贤君王,是选出我们愿意相信的人,并监督他的每项政策,让他做好该做的事,因为民主不是只有投票而已。

然而,小说并不会告诉读者,某件事情怎幺做才是对的。我们写小说,是要告诉读者,事件发生后,会产生各种不同看法,即使作者与角色的价值观,会偏向某种立场,也未必是最正确、最应该做的方法。因为小说能做到的,是提供读者一种观点,而不是给予读者标準答案。

当月作家虽然社会很堕落,但还有人在撑着──卧斧专访

(小路╱摄影)

台湾的隐喻与希望

Q 主角因为失去记忆,总是扮演着疏离的旁观角色,但介入事件之后,却又因着自身的正义感,持续深入调查,并找到通往真相的道路。这样的反差,在你当初创造角色的时候,有什幺特殊意义?

 A 这个角色,其实就是台湾人的隐喻。他是个没有自己记忆的人,但拥有读取他人记忆的能力。就像台湾人,容易取得国外的各种资讯与文史知识,却往往不太清楚台湾自身的历史。原因是我们的历史被切割的非常破碎,权力当局也会掩盖某些事情。

面对社会议题,台湾人的态度也是冷漠的,只有感受到威胁时,才会起身反对。但是这些反对意见,往往是建立在资讯不足,乏客观事实支持的状况下,用「后真实」的角度理解议题,却往往喊得最大声。比方最近的同婚运动,反对者因为恐惧和不了解,起身反对婚姻平权,或是拒绝修改民法,甚至指责同性恋会让少子化问题更加严重。

故事主角失去记忆,因此不确定自身位置,也认为自己与社会无关,採取疏离的姿态旁观世界。他从未主动要求办案,总是被动接受老闆的命令,或是因故被牵扯到事件之中。对于事件背后所牵连的社会议题,他也没有明确的价值判断。而这样一个角色,如果被迫面对事件,他会选择怎幺做?这也是两部小说共通的主题。

吴叡人老师在专文中,认为主角不够犬儒。但我认为,一个角色如果对自己的认识不够,是没有成为办法立场分明、嘴尖舌利的犬儒人士的。因为他不知道该站在什幺位置说话。主角等于是在查案的过程中,一面寻找自己的身分。然而,也有可能在得知真实身分之后,因此自我厌恶,成为一个犬儒的人,这也是之后可能会出现的剧情安排。

当月作家虽然社会很堕落,但还有人在撑着──卧斧专访

卫城出版 卧斧╱着

抗议事件持续延烧,民众冲进国家行政机关,一名失忆男子却在附近暗巷碰见浑身是伤的女性移工阿嘉莎。有事发生 了,孤傲侦探登场,背景音乐是范.莫里森的〈Call Me Up In Dreamland〉。太阳花运动至今逾两年,震荡仍残留人 心,小说家卧斧穿针引线,将社会议题与移工困境融入推理叙事,更辅以经典歌曲,双线并行,严肃与趣味兼具,给读 者抽丝剥茧的痛快感。这城市并非梦土,所幸仍有硬汉热心肠,为我们夺得一丝丝救赎的可能。

Q 吴叡人老师的专文中,认为《抵达梦土通知我》作为冷硬派小说「终究不够冷也不够硬」,甚至认为「要先彻底绝望,彻底不信,彻底犬儒」,「才能开始搜寻希望的蛛丝马迹」。身为推理小说重度读者与小说创作者,透过两部作品,你想对读者传达什幺样的信息?

A 冷硬派侦探,不可能去破坏体制、颠覆阶级问题,顶多站稳自己的脚步,顺手拉身边的人一把。在我的阅读经验里,这些侦探都是一群「口嫌体正直」的人,他们嘴巴很毒、很坏,看很多事都不顺眼。然而,当他们介入案件的时候,为了找出真相或拯救他人,甚至连命都可以赔进去。

如果这些侦探真的认为,一切都不值得拯救,彻底不信有救赎的希望,根本就不需如此热心。他们的行动,恰恰表示因为他们相信某些价值观的力量,即使这份力量不足以拨乱反正,改变整个社会,但只要有机会尝试,不论是自愿或是非自愿,他们都会试着将事情,往好的方向推进。

对我而言,冷硬派小说的出现,不是在告诉读者,社会有多堕落。更不是要告诉读者我们的社会烂透了,而是要告诉读者,虽然社会很堕落,但还有人在撑着,每个人都可能是那个人。有人在那儿撑着,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对于未来的期许。就像宫部美幸写的推理小说,有些很社会化,充满人心的黑暗和纯粹的邪恶。但即使如此,仍有些温暖的东西存在,为了这份温暖,人们应该要撑下去,想办法往良善的地方前进。

《碎梦大道》或《抵达梦土通知我》的故事,是要告诉读者,社会上有某些事情发生,应该去关心、去了解,不论你站在什幺立场都好,多找资料多看论述,让自己更了解社会发生了什幺事,产生了什幺问题。而小说,或许正是一个改变的起点。


杨胜博
一九八五年生,台大台文所博士候选人。故事杂食者,小说、漫画、影集、电影、动画,都是每日生活的精神食粮。着有《幻想蔓延:战后台湾科幻小说的空间叙事》(秀威:2015)。

◆本文原刊载于《联合文学》38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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