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月作家遗忘与备忘──专访隐地

2020-07-09 259 views
当月作家遗忘与备忘──专访隐地

小路╱摄影

关于「年代三书」 

Q  从《遗忘与备忘》开始,到「年代三书」,您用年记的方式来呈现文学事件,既清楚有条理,也类似人物年谱将相关人事与后续发展都写入,让读者一目了然,且可按图索骥寻觅书与人。这样的撰写方式是否有受到什幺启发或影响?

A  最初写七○年代是偶然,一开始只是回忆《书评书目》的年代,也就是一九七二到一九七六年这五年间的事情,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五年,对后来的历练很重要,而且大多数文坛之人都是在那时认识的。但只有单篇文章,稍嫌单薄,于是就扩大成书。书出版之后,林文义鼓励我继续写八○年代,我就想,若真要写,五○年代似乎更重要,离我们越遥远的时代越容易被遗忘,所以就回头先五○年代,又写六○年代补全。我常说得了「毛姆病」,毛姆是中外作家写最多书的,严肃的批评家对他评价不高,但读者很多,他也无所谓,就是持续写作。

我也像这样,彷彿有写作病,尤其写了两本日记之后,成了习惯,每天写,不写会难过。八○年代是尔雅的黄金年代(书名副标即「流金岁月」),本来担心会写太多尔雅的事,给人自吹自擂的感觉,但郑树森认为要写这段时期的事,捨我其谁,便鼓励我继续写。

目前八○年代已经开始动笔,我恐怕要写到九○年代,那是出版业平盘的年代(1988-2005),文学出版走下坡是二○○五年之后,最近五年更是没底地往下跌。现在书卖不好,杂誌也卖不好,反而现在年轻人爱看轻小说,是值得注意的。

Q  透过年代断分的方式成书,是否有感到侷限或不足之处?

A  由于并非要写文学史,所以叙事可前可后,很自由,这种写法只要找到切入点即可。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是比如我现在写六○年代,但这位作家五○年代有何事蹟,或在二○一六年有何新的事蹟,都会记上一笔,朋友戏称这是「预知者」,但我写得很快乐。所以现在写八○年代时我会小心,若前面已提及就尽量避免重複太多,以免太混乱。

基本上,我将年代系列当散文来写,在撰写过程中,读了很多平常不太看的书(参见《回到六○年代》之序),如现代史的历史书或传记,还有工具书,如国史馆出版的大事记,希望把时空舞台搬进书中,等五部书出齐后,能将每十年的时光拉回来。

Q  人事与出版界的回忆贯穿您的大部分着作,在撰写时是否会对某些人事有所顾忌而避写?或是您将书信或过往的事披露在文中,是否会顾虑当事人的感受?

A  写文坛,有时只罗列资料很枯燥,所以我在写书时注重小故事,希望用小故事贯串全书,让读者不会感到无聊。书出版后,送朋友书,最喜欢听朋友说读完这本书觉得「很好看」,我希望这是一本「好看」的书,有「趣味」的书。

但写故事时我必须「节制」,以我这年龄,加上投入文坛又早,也未曾离开过文坛,在林海音先生的客厅中,认识的作家老的少的既多,我也不因立场而生疏,既然是写作的朋友,那就是同一国,所以跟作家朋友都熟,有意无意会听过很多故事,这时心中必须有一把尺,因为我不是写八卦杂誌,每次写的时候要设身处地想:「若别人这样写我,我会怎样?」以不让人难堪、不伤害人为原则。

当月作家遗忘与备忘──专访隐地

小路╱摄影

让回忆也是一种丰富

Q  从您评论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与马森《世界华文新文学史》,对于其中诸多遗漏与疏失,不难了解身在其中所见有别。而您所书写的年代三书与诸多着作俨然是一部「出版史」与文坛佚史,尔雅出版社所编选的年度诗选、年度小说选也可说是「文本文学史」的形态,想请问您对台湾出版史与文学史的编写有何想法?

A  我这三本书不当文学史写,当年写《遗忘与备忘》、《朋友都还在吗?》这些书,你可以看,我喜欢文学资料是一以贯之,从尔雅出版社成立即有作家年表、作者介绍。欧美的书籍常替作者拍照,这些照片都很有个性。我们会想像作者,好奇作者是怎样的人,因此出版社应该好好替作家留下身影,尔雅曾出过两本作家摄影集《作家身影》,即是这样的构想。我写《遗忘与备忘》这两本书是受到导演布纽尔的传记影响,书中写到母亲失智的事,让我有种「布纽尔式的恐惧」,即记忆有可能突然消失,因此趁现在还记得,写下这些人事,有的想遗忘,有的想备忘,有几个人要特别写,就拉出来写。

其实我已经提供很多菜,可供写史的人士使用,写史的人就如厨师,他要选哪些菜带到厨房,烹调成一道怎样的菜,是他的选择。我当初对这两位会有意见,并无恶意,因为都是很好的朋友,主要是我们已经备好很多的菜,资料俱在,他们都没用,比如年表。其实像是《当代台湾作家编目》、《台湾现代诗编目》这些资料都很方便,可以自由使用,也不是抄书,只要注明出处即可。

陈芳明的文学史已经写得很好,问题在于意识形态。其次是文学史当然有选择,有些人虽然不会被写进文学史,但可以在年表补足,让文学史呈现的样貌更加完备。马森的问题在于书名範围太大,也没使用现有资料,比如《文讯》就编有不少资料性的书。两篇书评都已经提过,这里不多说。

一人写文学史真的不容易,应该组织团队来写。最近我看到《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最后有提到一点台湾文学史,但简陋到不行,就只是略说,提到的作家寥寥可数,可知写史不易。台湾缺少出版史、杂誌史,要完备不容易,《文讯》曾有做过一些,但资料随时在更新,转眼就十年、二十年过去。现在是时不我予,若让我年轻十岁,出版业也不这幺快萧条,出版社营运能有余力,找一些人一起来写,其实可以写出一部很好的文学史。

每个年代都有很好的作家,最近罗门过世,看到罗青、陈大为写的文章,陈大为的文章好极了,把罗门的特色说得很清楚,更让人感到这些文学的记忆其实一直都在,只要有人去书写、去整理,让回忆也是一种丰富。

当月作家遗忘与备忘──专访隐地

小路╱摄影

出版与创作

Q  陈学祈曾指出您的书话特色是写到出版社经营的心得与经验谈,不过尔雅曾出版《王鼎钧书话》、《白先勇书话》,这些书话与晚清以来的书话,在性质上稍有不同,因此想请教老师对书话的定义为何?

A  书话是指谈书的文章,如随笔、感想、短评,围绕着书所写的文章,以书为中心,种类非常多样。台湾不多见。我编书话主要就是分为「作家谈别人的书」与「别人谈作家的书」,没有作家不读别人的书,所以序、后记都是书话的一种。

Q  在许多文章与访谈中,您都提及九○年代之后对出版业的冲击,近年您在书中也写到放下诗笔与出版社一年出版十种书之事,您不愿媚俗也看重台湾作家的创作,这样的「手製品出版哲学」在现今出版业相当难得。对于电子书,请问您有什幺看法?

A  不像纸本书,版税是定价的10%(也有少数出版社以实价的15%当作版税),电子书目前还没有规範,所以每家出版社的版税都不同,20%、30%都有,最高甚至有50%。我一直在观望,目前原则是:第一、作家出书之后,我只要繁体字的版权。第二、若作者要给其他公司製作电子书,希望保留尔雅未来也有出版电子书的权益。

Q  对于年轻创作者在写作与出版方面有何建议?

A  要先思考管道(通路),很现实,不然写出来会更苦闷。就像从前学平剧,从小练十八般武艺等待上台一刻,期待叫好叫座,没想到上台时没有观众,这变成悲剧。很多作家写了多年,练笔练好了,写得很好,却没有办法出版或没有读者,很可惜。这环境变了,有时我一天会接到五通电话询问出版,但现在出版真的不容易,有时得狠下心婉拒,这不像我以前会做的。以前一刷是四千本,现在节节败退,有时一千本都不一定能出去,书店也是,现在摆书还不如摆礼物比较容易卖。这样讲虽然是丧气话,但我仍不断鼓励自己。

当月作家遗忘与备忘──专访隐地

《回到六○年代》  尔雅出版 隐地╱着
有一个时代,无论出国留学或在台打拚的人,皆释放出一股努力摆脱苦难日子的力量和向上决心。即便那个时候希望和绝望并存,文人依然懂得苦中作乐。身为见证文学历史与现实的出版人,隐地用他善于说故事的笔,在遗忘和备忘之间辛勤记录文学景况,并以「爬山精神」象徵一个文学年代的起步。让参与过或未曾参与的人,都能从文字里感受到作者始终相信文学能使这僵硬冷漠的世界变得更加柔软的决心。


陈建男
一九八○年生,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现为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研究古典诗词,喜爱阅读现代文学,穿梭古今之间。曾与甘炤文合编《台湾七年级散文金典》。《回到六○年代》无论出国留学或在台打拚,都是一股想要摆脱五○年代苦难日子的力量,所以六○年代是爬山的年代;六○年代是国语电影灿烂的年代,也是文人投稿的天堂,它也是苦中作乐的年代,同时也是与历史和现实隔绝的年代,那幺,「六○年代」到底是个什幺样的年代?无论你是否经历过或者听说过,请来看看隐地如何娓娓道出他心目中「年代三书」完结篇──《回到六○年代》。

◆本文原刊载于《联合文学》杂誌38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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